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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五的晚高峰，六道口华灯初上，车马川流。

王秀琴还没有吃晚饭，穿着大块黄灰橙配色的志愿者服装，站在学院路北侧的人行横道旁。

记者拿起录音手机，走到她旁边准备开始采访时，她伸出手来提醒道：“姑娘，车多，先把手机放下喽。”

从六道口到她位于科荟路的家，耗时大概20分钟。她通常无法在晚上六点按时结束工作，而回到家的时候，通常已经七点半了。

像王秀琴这样工作的老年人，北京城内还有无数个。

每天的早晚高峰时段，他们分布在地上的十字路口、地上的公交车站、地下的地铁车厢出口；他们穿着标志性的黄色志愿者服；他们组织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同一个意思，诚挚希望人们安全出行、文明出行；他们用微笑和尽量准确的答案，来回应你的问路、回应你各式各样的疑问。

地上的日常

李玉芬，五十多岁，退休女职工。

晚高峰时段，她站在六道口地铁站旁的人行横道上，腰上挎着音响，循环播放着：“我们很高兴能为您服务，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，请不要横穿猛跑……”

除去音频化的语言，她还时刻保持着警觉，字正腔圆地告诉过路人：“您再稍微等会儿”、“走吧”。

当记者提出采访她的时候，她有些难为情，连忙表示：“比我好的有很多，我今天是临时调到地上的，地上的会更辛苦。”

在“临时调动”的“不那么辛苦”的一天里，她依然需要早晨七点到九点、晚上四点到六点，按时上岗。

她很喜欢这份退休后自己给自己找的这份工作。

李玉芬在街道办报名志愿服务时，原本只是怀着“锻炼身体，多说说话”的心态。在开始交通志愿工作前，退休志愿者们需要接受一系列培训。问及她的志愿感受时，她脱口而出：“干这个真挺好的。”和很多热心的老北京一样，退休之后能在这里发挥余热，满足自己报名参与志愿服务时的心愿，培养自己和身边人的安全意识，就很值得她高兴了。说到最后，她顿了顿，又说：“我觉着干这个真的挺好。”

李玉芬没有选择去参与一些更具有娱乐性的活动，比如跳广场舞。

她很坚定地认为：这比跳广场舞更有意义。

地下的节奏

刘伟玲，六十岁，768厂退休工人。

刚见到刘伟玲时，她正认真地说着：“上电梯时请您靠右站立，注意文明礼让…….” 嗓音很清亮，略带上个世纪的播音腔。她爽快地告诉记者，她六十岁了。或许是热心肠的减龄福利，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。

她说，参与志愿服务的老年人每天会有一点补助，但没人愿意做，来的都是退休的50、60后。地下的志愿者每天需要比路面志愿者多工作一个小时，因为地铁的高峰时段更长。

事实上，路面和地铁的志愿者都归属于北京市文明办，有着同一个领导、同一个政策。早在2001年就已经组建了这支队伍。在这16年间，这些老年人们已经换了一波又一波，却始终维持着一种黄昏年龄的薪火相传。

志愿者们还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志愿活动。“不管冬天夏天，在每月最后一个礼拜五或礼拜六的环境卫生日，我们从学院路路口走到石板房再走到这边儿，一路捡垃圾，”刘伟玲说，“礼拜三是控烟日，我们要做宣传。10号到21号有好乘客推举活动。”

刘伟玲每天乐此不疲，她就觉得“特高兴”。

“别人不认识路，要是能告诉别人怎么走，觉得特痛快。”这也是她参与志愿服务的部分原因。她想，“穿这身衣服，人们就比较信我们”。

但志愿者们也有着难以言说的委屈。她叹了口气，“我们这些人也受不少委屈。”

“我们说让他们把下电梯的口让开，他们就说我们就站着。我们能怎么办？只能说好话。还有我看有人一直看站牌，我以为是在看怎么走，好心过去问，结果人家说：我还不知道我要去哪儿？但遇到下一个这样的人，我们还会热情地去问。”

每每一到地铁来临时，我们的交谈就暂停一会儿，刘伟玲站好，做准备，热情饱满地“播报”一番。

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

“没有时间，我这儿忙着呢、我这儿忙着呢。”

“您稍等一会，我先把这次说完。”

在记者提出采访意愿时，这些话都是志愿者们回答的“常态”。并非提问时间不对，而是他们几乎在上岗时间内，时时刻刻都处于忙碌状态。

这些志愿者们不仅是在六道口附近，在整个海淀、整个北京都有他们认真负责的身影。

六道口的大学多、企业多。一到早晚高峰，路面上车水马龙，地铁里就是人山人海。六道口地铁站里的大学生们都说，倘若没有志愿者们，过十字路口时真的会有些胆怯。第一次从甘肃来北京探望女儿的张元说，第一次面对错综复杂的地铁线路，她只能寻求志愿者的帮助，“这些大爷大妈们比导航亲切多了”。

这群晚高峰坚守岗位的志愿者们，在这凛冽的寒冬里，给予了早晚高峰外出的人们，一份北京式的温暖；也给这寂静的冬天，增添了不喧嚣的热闹。

“回家吃饭了，今天我孙子四岁生日。”七点十分，王秀琴终于关掉了扩音器。